本季最爆国产片，这群观众却“看不到”……
《八佰》正在放映，黑漆漆的影厅里，有人戴着墨镜，有人抱着铁棍。棍尖裹上黑色胶布，棍身漆成白色，反射出荧幕的色彩。几只拉布拉多犬趴在主人身边，枪声和爆炸声都不能惊动它们。
仔细看，影厅里还有不少特殊的布置：右后方分散放着三个手持音箱，前排一个座位前摆了一张小方桌，台灯照亮了铺在上面的笔记。王伟力侧身伏在桌前，手持麦克风轻声讲着荧幕上的画面。
“镜头一转，日军有骑马的，也有步兵排好了队伍，他们要准备进攻了……”他的声音从后方的音响传出，与扑面而来的枪声融为一体。观众们闭着眼歪在椅背上，放映室里射出的光柱色彩变幻。
62岁的王伟力给盲人朋友讲了十几年电影，他们都喜欢叫他大伟。如何讲出镜头感、电影感，让盲人产生心理视觉，他也钻研了十几年。为盲人补充视觉信息，不只是为了让他们能欣赏电影的艺术之美，他把这看作是帮助盲人融入社会的一味关键药方。
但今天，他更关注问题的另一面，怎样才能让全社会都知道，如何与盲人打交道？
《八佰》讲述之难：闭着眼睛听基本就是“外语”片
荧幕上苏州河北岸一片肃杀，南岸灯火通明，但观众们看不到导演管虎花大价钱构筑的色彩。很多时候，电影是为王伟力一人而放。
《八佰》描绘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群像，近有德械师的精英士兵，远有苏州河对岸的围观百姓，不少观众第一次看时甚至搞不清人物关系对只能靠声音辨别人物的盲人观众来说，挑战就更大了。
压力留给了王伟力，他要在镜头切换的间隙，迅速组织语言， 在对白之间把画面描绘给盲人观众。
把一部电影讲述得盲人也能“看懂”并不容易，在他16年的经验中，《八佰》是讲述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一看电影我就有点发怵，因为方言太多了，如果闭着眼睛，基本上就是‘外语’片。”所以这一次除了描述画面，还要对一些台词快速“翻译”。
为了讲好这部电影，王伟力4天刷了5遍《八佰》。
“不同的导演会用不同的视觉语言拼凑画面，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第一遍主要是先去熟悉电影，找到误解点。”
看第二遍之前，王伟力会对照影评和剧透，把“搞不懂的点都弄出来”，再到电影中找答案。随后的几遍，王伟力要尽量熟悉到“下个镜头都非常清楚”的程度，做好讲解语言的准备。
坐在电影院放映厅里，王伟力一遍遍认人脸、理剧情，太累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就“眯瞪”（意为小睡）过去了。
9月5日的《八佰》，是心目影院在疫情发生后的首次线下公开放映，也是这家机构讲述的第900场电影。
心目影院正式创办于2005年，王伟力和夫人郑晓洁在北京鼓楼西大街找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月租750元。每周六上午，这里都会如期为盲人讲述一部电影。
一开始，两人经历了很长一段摸索期。
为了搞清什么样的讲述能让盲人观众看懂电影，郑晓洁会背对着电视，听大伟讲电影，哪里没听明白，随时提问。
“在我的角度，我注意的是我觉得该说的东西，忘了他们想知道什么。”王伟力解释。问题多了，王伟力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你怎么还听不懂啊？你怎么老听不懂啊？”到最后甚至急得冒出脏话。
“我真是没听懂啊，你必须得给盲人讲明白。做就得做细，要不就别干了，”给盲人做服务前，郑晓洁在航天局工作，身上透着技术人员的严谨，“所以大伟老师讲电影，一说我听，他都得病了，特紧张”。
夫妻二人平时吵架，10分钟后就过去了，但因为讲述电影，俩人曾经好几天没说话。为了明白盲人需要什么， 夫妻二人对调角色，王伟力戴上眼罩，郑晓洁带着他出门遛弯。
手搭在郑晓洁的肩膀上，王伟力一路都在抱怨，“这全是坑，你害我，都往坑里走。”等摘下眼罩才发现，这是俩人平时走过的路线，脚下其实是规整的铺装路面。
王伟力理解了盲人“眼中”的世界，郑晓洁也有了新的体会，“盲人为什么脾气急？他看不见，天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争吵是为了找到盲人心理视觉和常态视觉的方法，不少电影讲述都经历了这样的摸索过程。为了讲好电影《门》，王伟力曾给盲童讲了一周，直到他们都明白了，才给观众讲。
王伟力告诉南都，一段好的讲述要反映出电影的镜头感。“黑起，一条小河横贯而过，镜头缓缓的推向小桥边上，一群鸭子呱呱呱从桥洞底下游过来，塔塔塔，手扶拖拉机开过去，一群妇女拿着棒槌蹲在河边，边抽打衣服边说着谁家男人的笑话……”他举例，“故事这就开始了，你进入的是视觉，不是故事的来龙去脉”。
这样，才能让盲人建立“视听一体”的感受。
声音与触摸：为盲人还原世界的模样
王伟力的讲述穿针引线，构成了盲人观众脑海中的画面。但对盲人来说，他们对世界的真切认知，更多来自于自己的触摸。
来自河南濮阳的盲人按摩师丁海英20岁就开始到北京闯荡，他喜欢到处旅游，但去天安门两次后，印象最深的依然是广场上的栏杆。直到几年后去影视基地，通过触摸仿制的模型，才在心里建立起天安门广场的样子。
做助盲工作初期，王伟力和郑晓洁就意识到触觉对盲人的重要性，并开启了“盲人触摸”项目。十几年来，他们带盲人朋友摸过陨石、卫星、运载火箭、战机、银锭桥、长城.....
郑晓洁带一位盲人朋友摸完长城后，对方当时就给家里打电话，“我以为长城就是个土坡呢，今天一来，长城这么雄伟！”摸完运载飞船，一位盲人朋友感叹，“研发太不容易了”。
“这一下就解决了他是谁的问题，他是人，他不是残疾人。”在王伟力看来，为盲人放电影，亦是帮助盲人克服心理、视觉、信息上的束缚和障碍。
心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梁江波也是一名盲人，他其实不那么热衷电影，但对此也颇有感触“平时生活当中不可能总揪着别人告诉我，这个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楼房有什么特点。但是通过电影的讲述，很多时候能实现这一点。”
走在马路上，旁边水沟里哗哗的流水声，能让江波和电影中的画面迅速对上。
“如果没有视觉讲述的功能补偿，他就是一个残疾人，而视觉补偿越多，他越能回归社会平台，就是越完整的社会人。”王伟力解释。
盲人影院的16年：服务盲人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心目影院只是夫妻二人助盲事业的一部分，他们还共同创办了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
郑晓洁负责管理和筹款，王伟力是主力电影讲述人。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钟鼓楼旁的一间小四合院成了他们的“据点”。每到放映日，小屋子里总是挤满盲人观众，连5路和635路公交车司机都会问盲人乘客：“看电影去吧？”
在这间院子里，“红丹丹”也孵化出不少产品：北京盲人生活地图、盲人模型触摸展、卢浮宫雕塑艺术触摸展、盲人有声图书馆、盲童阅读援助计划......为了维持机构运转，夫妻俩也搭上了自己的积蓄。
王伟力经常调侃，自己80年代从中科院下海做工程后，因为“不缺钱”才开始做公益。但从2000年到2007年，做工程的钱、房子的拆迁款都投到了“红丹丹”，前后花了100多万。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交不起过路过桥费，为了省钱王伟力干脆就把烟戒了。
这是中国公益的萌芽期，机构缺乏筹款经验，企业和公众的捐款也有较大不确定性。
当时，来自拜耳的捐款支撑了心目影院的运营，但其他项目还有缺口。德国使馆公益项目资助的1.25万，帮他们顶上了三个月内拖欠的大部分房租。最后的2500元缺口，是一对热心夫妇看到央视报道后，开车送来的。
直到2007年，机构才第一次拿到大额捐款：一名广东老板一口气捐了100万，“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帮助残疾人”。这笔钱又支撑了“红丹丹”好几年的运营。2011年，“红丹丹”拿到了第一笔5万元的政府赞助，此后，北京社工委、北京市残联、西城区社工委和残联等机构也提供不同程度资金支持。
但直到今天，资金短缺仍然困扰着这家机构。“红丹丹”研发的“助盲识币签名卡”曾贡献了每年70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撑各大项目，也拿到了专利。但盗版横行让这部分收入大打折扣。维持项目之余，机构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和能力聘请专业的筹款人。
从刚开始投入盲人服务，夫妻俩身边就有不少反对和不理解的声音。一波波慕名而来的采访者也一再询问，他们到底“图什么”。屡屡回答这个问题让王伟力有些疲惫。在他看来，自己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而是在承担对盲人的社会责任。
新冠疫情期间，盲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社交隔离措施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难题。
“他们想去哪儿，麻烦会更多一点，戴口罩不说，还得拿手机扫码，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不出门了。”王伟力解释。疫情期间的坏消息，也让盲人有更多的担忧。郑晓洁第一次想到，应该为服务的盲人建立一个微信群，很快，“红丹丹家园”正式上线，提供心理疏导和信息咨询服务。
对不少盲人来说，往年每周六的电影放映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社会交流机会。影院停摆后，不少人都在问什么时候还有电影可以看。“这十几年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这一下子不出来，别说他们，我们都受不了。”郑晓洁说。
学校直播上课给了郑晓洁启发，她和心目影院的工作人员开始轮番尝试各种直播软件，希望通过网络为盲人讲电影。
但一些软件的下载、注册的流程过于繁琐，有的还不支持手机的无障碍语音转述功能。经过比对，他们选择了企业微信，它和微信互通，讲述人只要把直播链接发到“红丹丹家园”微信群里，观众就能点进来收听。
5月初，心目影院在网上重新开张，“疫情期间的那种紧张、孤独、焦虑，一下子就放松了。”网络直播也扩大了影院的触及范围，在讲述《八佰》这天的晚上，心目影院按疫情期间的习惯继续在网上直播了另一场电影。
腾讯得知心目影院的尝试后也提供了支持，9月5日，心目影院和企业微信、腾讯影业共同发起了“线上观影计划”，心目提供专业电影讲述者，企业微信提供线上直播技术，并增强无障碍适配能力，腾讯影业协同合作伙伴提供的影片支持，以扩大直播讲述电影的观众群体，让全国各地的视觉障碍者都能线上“听见”电影。
难以触及的明眼人：如何帮助盲人成为社会人？
对于这家深耕助盲领域多年的公益组织来说，如何触及需要帮助的盲人已不再困扰他们。电影讲述等项目，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盲人融入社会的鸿沟。
但夫妻两人多次向南都记者强调，中国有着1700万视力残疾患者，当前更需关注的是帮助社会了解盲人，告诉公众如何帮助盲人，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这亦是电影讲述项目希望达到的目标。“你跟盲人第一次接触是束手无策，当你学会了讲电影以后，对盲人不再陌生了，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这一关过了以后，其实盲人跟你没有什么障碍了。”郑晓洁说。
在心目影院中，志愿者构成了很重要的一环。目前，日常的电影讲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志愿团队、拜耳志愿者协会、星巴克（北京）志愿团队、中国农业银行运行中心志愿团队轮流负责。
但郑晓洁告诉南都，虽然很多志愿者对讲电影感兴趣，但真正能达到电影讲述专业门槛的少之又少。而仅靠这一项目，也很难真正改善盲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十几亿人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很难提高。”她说。
也正因此，郑晓洁尤其希望公众能将盲人视作社会人。她举例，盲人走进陌生房间时，明眼人应当引领盲人认识房间。“只要你领他走一遍、认识一遍，第二遍就不用管，所有的事情他们自己都能完成了。”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对第一步的“引领”束手无策，同时又可能在其他方面提供了过度的帮助。在开展盲人出行项目时，“红丹丹”培训了不少出租车司机配合盲人上下车。不少热心“的哥”遇到盲人乘客时，不但做好服务，还会免收车费。“其实免收车费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郑晓洁表示，长期免费也会“榨干”爱心人士。
亦有观察人士指出，现有的不少助盲项目，也未能充分了解盲人的需求。经费和物质错配之下，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在不断填表、给盲人发放重复的物资，却缺少服务、帮助盲人的必备知识。
这家连接盲人和明眼人的机构，在对接明眼人时也屡屡遭遇类似困境。
因为传播资源有限，一些想了解的公众“不知道在哪找”。在普通中小学里直接开展的教育项目，又因资金限制常常搁浅。如果能将20多年来和盲人打交道的经验做成课件，纳入到普通学校的教师课程里，或许能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而这些，都需要政府以及更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
在一个明眼人管理的社会中，盲人的需求很难被切身考虑到。公交车消失的报站声，盲道上的共享单车、断头路，都在困扰盲人的出行。在王伟力观察中，心目影院的观众，身上、脸上常能见到划伤和磕伤，盲杖也常被压弯、压折，“顶着这么大风险，不就是为了看场电影嘛。”
但就是为了看场电影，不少盲人一场没落下过。散场后，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出影厅，不时交换着看法。
“我们不能只靠我们，我们得靠身后的四万身后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八佰》的演员表缓缓划出时，王伟力抹着眼泪，对照笔记念完结束语，这是准备解说时最难提炼的部分，“我每次讲这种题材时都很受触动”。民族觉醒的故事总能唤起他的深思。
（感谢蒋鸿昌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